文艺批评 | 吴俊：文学的流变和批评的责任

点击上方蓝字

关注文艺批评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新时代的文艺批评笔谈”之一。吴俊教授先在文学史视野和历史脉络中对“新时代”命名的价值、意义和内涵进行分析和判断，认为“新时代”既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指称，也是一个可以客观中立使用的文学史特定阶段的名称。这种命名方式一方面强调了这个时代文学的特定意识形态标识，同时也彰显了文学论域的广阔性和开放性。世纪之交的文学生态正在从新时期经由90年代而发生着一个历史性的变局，“新时代”命名方式的提出是有时代性的，但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文学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构建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吴老师认为，这个问题在文学批评领域，可以明确为：如何重建文学的主体价值，既是新时代文学批评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也是新时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转载自“中国学派”公众号，特此感谢！

吴俊

文学的流变和批评的责任

用“新时代”来命名当下的文学时代，情形有点类似4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始的新时期。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同时赋予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命名，而且最终极有可能，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文学史的定名。因此，两者在这一点上几乎完全一样：既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指称，也是一个可以客观中立使用的文学史特定阶段的名称。这种命名方式一方面强调了这个时代文学的特定意识形态标识，同时也彰显了文学论域的广阔性和开放性。我们可以在一个时代最为宏阔的视野中考察、谈论这个时代的文学。在此意义上，新时代的文学批评大有所为。

从历史脉络上看，新时代的近源应当上溯至世纪之交,以至关联到20世纪90年代。世纪之交的文学生态正在从新时期经由90年代而发生着一个历史性的变局，其突出特征在几个宏观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是文学观念的再度巨变，主要是商品经济和商业意识形态的冲击重构了新时期文学的基本观念，与之相应的是文学整体地位的某种边缘化；二是文学构成的宏观结构出现了内部分化和整体性调整，主流性的文学力量被消解；三是文学发表和出版的媒介、机构的作用及影响力越来越大，改变了文学生产的传播动能和价值链，作家作品的主导地位被颠覆了；四是互联网写作的全面崛起，网络文学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未能达成共识，但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性影响，其经济、社会、文化势力远超传统纸媒文学；五是文学形式、文学文体开始了全面的跨界、破界、无界的“自我革命”，从技术表征上产生了当代文学的新问题，触发了文学批评和意义阐释的革命。以上种种现状生成了一个时代性的终极之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文学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建构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当下进行中的新时代文学就正面临、探讨和回应着这个终极之问。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2卷）

吴俊 总主编

概括以上，就文学批评而言，不妨更明确地说：如何重建文学的主体价值地位，既是新时代文学批评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也是新时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探索和回答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考方向，我认为至少不能回避这样两种正在发生变化着的现实状况：一是如何把握网络技术的趋势及其对文学流变和文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合理辨析新时代文学流变的现实新生态，这种文学新生态也就是新时代文学问题的生成土壤。二是如何认识文学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超越性，在回应现实的功利取向的同时，彰显文学对于文明进步价值观的想象和憧憬。简言之，前者体现的是对新时代文学面貌的客观认知，后者主要倾向于强调文学的精神性诉求。

世纪之交以来，网络技术或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两个方面考验甚至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一是技术因素成为现状不确定性的引信，传统秩序和权威力量在很大程度上遭遇的是技术革命的挑战甚至瓦解。一种由个案渐成普遍的现象已经成为常态，即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不断地倒逼传统治理方式的转变，包括社会治理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有效实施。沿用政治上的说法，就是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重视治理效能不仅是新时代的政治或执政要求，也是网络技术时代的社会要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网络技术改变了社会，并且形成了网络时代，技术由此成为一个时代最大的政治力量，蓄势着一个社会最大的潜在动能，具有难以预判、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走向。二是与这种技术—政治的权力关系相应，在文学或写作领域，网络文学、网络写作已经取代了传统纸媒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和地位，旧有的文学秩序也被瓦解了。我们不妨从个案管窥全貌，即便是余华（《活着》《文城》）、麦家（《人生海海》）等作家作品百万以上的销量，也只是纸媒传播的极少数个案，而无法与网络文学传播市场一较高下。这就促使文学批评需要在理论层面上进行两重可能是相互对立的思考：一是经由纸媒和网络的整合（文学批评），达到调节、融会、重建文学观的目标（文学理论），免于传统文学观对于网络文学的失效。二是反其道而行，充分意识到网络文学与传统纸媒文学的诸多异质性甚至不可调和性，从形式到内容进一步明确、区分出两者的分属领域，进而形成各自相对独立、有区分度的基本观念，从此分道扬镳、各谋前路。据我的观察，迄今为止的文学理论界，重心工作还在前者，并因此产生了对于两者关系和彼此利益的患得患失的瞻前顾后。但我以为或许更应该在后者着力——网络文学、网络写作应该是不同于纸媒传统方式的一种新质的语言生产方式，其产品不再属于传统纸媒建立的经典文学谱系。我们需要为网络文学（姑且沿用此命名，或用网络写作代称）另建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如此不仅解除了纸媒和网络的尴尬，不必再有彼此的身份暧昧和牵扯，而且有助于社会文化产品的全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建设和完善，提升社会公共利益的分享和共享水平。由此，在思想观念上，我认为应该强化对于作为社会生产力水平标志的网络技术的文明内涵的宏观理论判断。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持有、也发表过的观点：网络技术已经超越了工具层面，并以其所标志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所谓网络时代的真实含义是在其文明内涵，并不在个别领域的技术颠覆和方式更新；全面的颠覆和更新其实就是文明水平性质意义上的跨级质变提升，这是性质的不同，而非程度的差异。因此，在网络写作的观念认知和实际研究中，我们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不应该、也不允许继续沿用纸媒文学的原理，网络文学是新文明时代的文化生产现象。新时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建立网络文学的基本范畴、理论体系和价值观，使之从传统纸媒文学中获得解放，获得独立的主体地位。如果这一使命不能完成，那就很令人遗憾，因为在消极意义上，几乎可以断言，传统纸媒文学和网络文学是不可能整合融会在共同的文学价值观范畴中的，两者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具有排斥对方的异质性，无法对立统一。

《活着》，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年7月

《文城》，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年3月

《人生海海》，麦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对于网络文学特征的认识、判断和定位，关联、标志着对新时代文学面貌的认知向度，既涉及客观性依据，也诉诸主观倾向；既发生在文学领域内部，也溢出了传统文学圈——当初“80后”写作者在成名后仍被称为写手而非作家，网文作者现在也同样不被承认为“经典”作家，虽然他们是文学问题发生的直接根源，这个悖论也许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实践才能消解。技术性的讨论或许显得相对宽松和自由，但对文学的精神层面上的价值取向问题，多数人会产生尖锐的分歧，需要对之作出更为基本的思考。

从近年的普遍经验来看，不论是对于科学技术还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和创造，面向和解决现实问题、回应和满足现实需求，是新时代所引导和强调的一个主要标准。这就像是文学主张现实主义一样，新时代的“二为”方向和人民性要求等，都是一个时代的主流表述，本身的政治合理性和权威性无可置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狭隘地理解或限制现实需求的宽广范畴。尤其是人文和文学价值的创造，除了回应和满足基本的现实需求外，还须在更为广阔的精神层面上体现创新价值，这在大概率上会是一种想象性的、甚至混沌的感性形式的价值呈现，不仅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往往并不为现实条件所限，具有前瞻性。这是文学和人文价值创造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有些现状或基本面的现象应该警醒和促使我们思考与之相关的价值观立场问题。

在宏观层面上，对于中国文学在建立和维护文明价值观上的重要性的认识仍有待提高，这其实是中国文学的价值形象塑造问题。建立和维护文明价值观的重要性，需要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思考。我们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理论和实践是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没有价值观认同就无法建立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既表现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发展理念，同时也表现在共同价值观构建上的积极作为，其中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对于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贡献。因此，中国文学的价值观立场、姿态、取向等，都有一个自觉诉诸世界的形象塑造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础，核心就在一个“同”字，即最大可能求得人类世界的共同利益，以之形成共同价值观，联结起彼此的共同命运。民族利益本位当是必须的，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价值观的要义和精髓是在一个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也可以说，民族利益的伟大性在于能够突破民族自我的局限，而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这是新时代中国正在为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做的实践，同样应该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价值诉求基础。

以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时，但凡涉及中外关系、主流文化和边缘或外来文化的关系，都会强调中国文化的同化力量。某种程度上说，同化的力量也就是包容的能力，是自我开放的自信，是突破原来自我范畴的一种重建和重构。同化不是单向地把自我强加在异质或外来文化之上，剥夺异质或外来文化的特性，而是将异质或外来文化容纳进自我文化的机体和逻辑之中，从而扩张自我文化的内涵和边界，使自我文化获得更加充沛的发展生命力，这是中国文化传统机制的精髓。一旦这种机制丧失了活力，就意味着文化发展生命力的萎缩，这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多次证明了的规律。因此，包容、同化、新创的文化机制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化生命力的测试器，也是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渊源有自的品质，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主流价值的塑造途径。新时代中国文学和中国道路的最大贡献，应该系于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以往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更高站位的理念应该是：越是获得世界性认同的价值观，就越是民族文化的世界贡献及其伟大地位的证明。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与此逻辑完全一致，这正是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实践道路、历史经验和现实使命。就此而言，新时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未来姿态和面向，既须注重引导并提升全社会对于世界文学及其文明价值观的认知及水平，体现有容乃大的民族胸怀和文化气象，也亟须扩大并提升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及阐释能力，改变中外文学研究关系中几乎历来都由海外学者主导的态势，这也是一种“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学责任。

《吴俊文学评论选》，吴俊 著，韩松林 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11月

网络写作主要是在文学技术和形态上挑明了文学价值观重构的文学生态基础已经形成，意味着文学史转轨或分流殊途的时代已经开始——我一直以为这种情形有点像是白话文学初兴时代。不同在于，“白话文学正宗说”几乎剥夺了传统文言文学的现代文学史合法身份，彻底改写了千年文学史传统；当代文学的新时代应该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以更高智慧来合理阐释纸媒和网络的文学殊途分流问题。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内部问题，更是为网络时代的世界文学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其意义远超网络文学研究的专业范畴和领域。

同时，这在理论上也与重建文学的主体价值地位直接相关。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时代的文明发展路径的世界文学问题。策略和技术需要有价值观的支持，构建精神层面的文学主流价值观体现的是中国文学的文明水平，及其对于世界文学的价值引领性，这注定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站位必须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方向为视野。广义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对于人类福祉的追求，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目标，也是中国文学自身的自觉使命。文学是社会和国民的心声，是历史和时代的先声，文学诉求和塑造的是一个国家的精神价值和人格形象——这都是启蒙文学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观念表达，也是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精神觉悟。新时代中国文学则为之注入了新的历史内涵，并将之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使命。

文学批评有着自身的专业范畴，但显然绝不限于专业技术层面，对于文学价值的评判是文学批评的根本要旨。回顾历史，新时期文学批评合力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铸就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辉煌。中国文学最终完成了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百年历程。当此又一个百年巨变之际，我们的文学批评面临着重铸时代文学精神的历史责任，首先必须作出文学批评的价值选择和评判，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批评家的考验，任重道远，我们当努力不懈。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2期

或许你想看

● 文艺批评 | 吴俊：不确定性中的文学批评之惑 ——从制度转型和文学生态之变谈起

● 文艺批评｜吴俊 ：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

● 文艺批评｜吴俊：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及史著撰写答问

● 文艺批评 | 斯炎伟：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潮流化”问题

● 文艺批评 | 刘复生：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一个理论论纲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长按二维码  关注“文艺批评”

 

注：转载文章请说明来源，使用编者按也请说明情况

编辑 | 提燈

图源 | 网络